黄山直飞湛江首航，广东再添新航点

法律是依据宪法制定的，根据公权力的公定力原理，法律在制定以后、被有权机关撤销之前，被假定为符合宪法，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所有国家机关都必须服从。

比例性原则条款的措辞有待优化 草案第998条规定了人格权与其他权利冲突时的比例性原则，这是沿袭了此前草案的内容。自然人人格权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为其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其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名誉权侵权纠纷应确立真相例外原则 对于名誉权侵权纠纷，比较法上有著名的真相例外（拉丁文为exceptio veritatis）原则。但是，该条对比例性原则的考量因素列举不妥：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这些不同的要素并非属于同一逻辑层次，而且它们的逻辑排序存在问题。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而言，考量因素无非包括过错、损害、因果关系等要件。因为这些都是生命这一范畴的内容，胚胎及胎儿甚至遗体都属于生命的必然延伸。本条文引入了生命尊严这一重要范畴，有重要意义。

因此，产业巨头不遗余力地鼓吹技术中立，其实是为了掩盖算法背后所带有的歧视。没有近亲属的，检察机关或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一款）。较之于还原论，整体论更加注重法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文化传统对法律的影响，关注法律与政策的互动。

民法的自由具有消极性，用于排除外来的不当干预，并不要求主体积极追求与实现自己的权利，与公民人文主义要求公民积极参与各种共同体决策的积极自由相对。瑞典环境法典以实用主义理性阐释了法典化理论与实践的转向。一是通过建立风险预防、保护优先、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等基本原则，确定环境法维护生态安全、保障人群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为民法典中的绿色原则提供安全、公平、秩序的价值沟通机制。我国长期受苏联法学理论影响，这一观念在《民法通则》的制定以及环境法的制定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由于规则和价值太过杂乱，影响乃至使民法典失去作为一般规则和价值提供者的指引性，违背编纂民法典的初衷。这就要求环境法必须建立在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在承认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

建议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将破坏生态行为作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可见，绿色原则作为限制性基本原则，是对民法自由理念的修正，有着特定的功能与作用，其本质是在民法典中为个人经济利益与生态公共利益的协调建立沟通机制。一是《侵权责任法》第8章仅规定了污染环境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未将破坏生态行为致害纳入《侵权责任法》规制视野，导致司法实践的困境。(63)参见吕忠梅：论环境法上的环境侵权：兼论侵权责任法(草案)的完善，载高鸿钧、王明远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261页。

但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民法典编纂还必须面对我国环境与资源分散立法模式导致的混乱与问题。(40)我们对中国环境司法现状的跟踪调查发现，司法实践中法官很少适用环境保护法律裁判案件，其重要原因是相关立法不好用。但是，传统人格权的内容却忽视这一重要的因素。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环境法作为新兴的部门法有了快速的发展，却没有形成具有稳定结构的系统。

②在中国，利用民法典编纂契机，使民法典应对现在以及将来的环境问题挑战，已成为环境法学者和民法学者的共识。(49)参见吕忠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法治思想研究，《江汉论坛》2018年第1期，第18—23页。

(42)参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15)参见吕忠梅、窦海阳：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证解析，《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5—142页。(13)参见吕忠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概念的法律辨析，《法学论坛》2017年第3期，第5—13页。(39)参见吕忠梅：《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今生，《政法论丛》2014年第5期，第51—60页。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法对传统部门法而言，不是一种简单的修正和补充，而是一种法律价值观念上的冲击和挑战。4.健全环境侵权责任制度 《侵权责任法》是最直接体现环境保护功能的法，第8章专门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19) 第三，就环境保护的方式来看，民法的保护制度主要是通过事后救济弥补损害，并通过直接救济私益而间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路径，以体现侵权法的预防性功能。

此外，在环境管理立法方面，我国环境立法中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以保障人群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体系、环境风险管控机制、环境监测评估与信息共享机制等，均缺乏相关法律制度支撑。一、问题的提出 自由是民法典所展现的核心价值，⑤它保障了法典规则体系的内在统一与协调，使具体规则的演绎能顺利进行：首先，对主体而言，民法典假定了自由的人，他们是被抽象出来的社会之中的平均人，无个体差别。

如何在我国宪法规定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基础上，建立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制度，厘清宪法所有制与民法所有权的关系，为推进绿色发展(57)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58)提供法律依据，既是民法典编纂必须高度重视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59)也是环境法典编纂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对《民法总则》第9条的理解存在一定分歧。

很多民法学者也在主张民法典生态化，参见王利明：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9—10页。尤其是在各自然资源立法中，涉及权属制度的内容比较多。

公法和私法相互影响甚至交融的确是国家职能转化和社会复杂化的必然结果，甚至出现了如环境法、经济法这样的综合运用各种法律规范调整复杂社会关系的新兴法律领域，(25)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民法典中公法和私法应该杂糅，更不应该出现有民法典而无民法的现象。在已有的研究范围内，至少应考虑如下方面： 1.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基本制度 环境法典编纂要对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进行整合，这种整合背后所遵循的逻辑是法律的特定目的。无论是对社会的妥当性考虑，还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都可以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作为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内容。二是现行环境和资源立法分立分散，民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民事规范与公法规范难以衔接，产生了环境规范法典化需求，使得我们必须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既考虑间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民法典，也考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绿色法典，以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二是环境资源的其他非经济价值必须成为法定的人格利益。由于先前制定法中的许多相似规定已经被一般规定所替代，条款数量有所减少。

(12)参见吕忠梅：从理性经济人到生态理性经济人：《绿色民法典》的人性预设，载吴汉东：《私法研究》(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88页。3.为合同自由建立环境保护的边界 合同法是最彰显私法自治的领域，与绿色原则有明显的抵牾。

三是正确处理管制标准与相邻制度的关系。(32)二是单纯的公法手段不可能承认自然资源的多元价值和建立利益激励机制，且存在政府失灵弊端。

通过对环境执法主体权限的综合考虑，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加强不同执法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这就需要在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根据民法典和环境法典各自的功能定位，按照民法的归民法，环境法的归环境法的思路，在环境法典中合理设置特别民事规范，建立具有私法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表现形式又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社会性私权制度，将超出民法典射程又需要以民事手段加以调整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在环境法典中予以规定。⑩这些理解低估了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作用，会影响民法典对环境问题的有效回应。这种预防较之民法侵权制度的救济功能而言，仅仅是一种次要的辅助功能。

环境法律的不同历史起源、缺乏统一的立法理念，不同的立法技术，不同的措施工具的混合以及不同标准水平的管制连同政治妥协使得环境法呈现出凌乱的面貌。(13)但在民法框架下，该制度难以顺利推行。

自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以来，环境司法实践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环境立法的司法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主动作为，通过发布司法政策、司法解释方式，做了大量工作。(38)法律上的整体论秉持关系思维、非线性思维、合作性思维方式，对许多新兴法律现象进行了诠释。

最后，对后果而言，体现为责任自负。在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既缺少与民法典相对应的大规模人群健康受害救济制度，也缺乏环境法所特有的生态环境受害救济制度。